县域经济发展中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

时间:2020年10月10日 信息来源:本站原创 加入收藏 】【 字体:

 党中央、国务院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简称稳评)规定:一切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都要有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评价,重点是对社会稳定、环境、经济的风险评估。风险评估结果应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未经风险评估、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不得作出实施决策的决定。要把稳评作为重大决策的必要程序,建立健全部门论证、专家咨询、公众参与、专业评价相结合的风险评估机制,加强稳评机构建设,对重大决策的实施过程、结果进行反馈和对造成重大损失的进行问责。


 稳评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制度创新,外无优秀蓝本参考,内无实践运行操作手册,虽然四川省在全国率先以省级人民政府立法的形式规范了稳评机制,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四川的稳评机制步入法制化、规范化、规范化的轨道较早,但是,涉及县级(镇乡)稳评工作服务县域经济发展功效还没有完全发挥,通过对县域经济发展中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进行研究,旨在通过将稳评的理念和方法进一步引入县域经济发展中制定重大决策时,增强对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的预判性和前瞻性,尽量消除、降低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影响,确保重大决策的顺利出台和有效实施。

一、社会稳定风险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含义


(一)社会稳定风险


 社会风险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的社会风险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涵盖了生态环境领域、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的各种风险因素。在狭义上社会风险是指由于所得分配不均、发生天灾、政府施政对抗、结社群斗、失业人口增加造成社会不安、宗教纠纷、社会各阶级对立、社会发生内争等社会因素引起的风险,仅指社会领域的风险。”


 社会稳定风险又可以从表现形式和轻重缓急程度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类。重大决策对显性和隐性社会稳定风险都可能产生重大影响,既可能加剧也可能缓解。

 

 显性社会稳定风险在生活中与民众密切相关,是为大众所熟知并密切关注的风险类型,这类风险通常是存在有一段时间,并且在特殊情况下会显现,社会在应对这类风险时,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应急措施、手段等来应对,比如生产事故、自然灾害、劳资冲突和恐怖犯罪等。


 隐性社会稳定风险虽然也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但是它的存在却并不一定被大众所感知,隐性社会风险的存在是对当前或眼下的社会安全没有构成现实威胁或者说威胁没有表现出来,因为没有实践经历,大众在应对此类风险时,明显经验不足、准备不充分,但它确实存在,并可能对社会稳定运行构成日益严重的、更根本和结构性的突然威胁。例如政府经济社会政策的变动、信任危机、社会结构变动等。


(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是指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重要政策、重大改革措施、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与社会公共秩序相关的重大活动等重大事项在制定出台、组织实施或审批审核前,对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开展系统的调查,科学的预测、分析和评估,制定风险应对策略和预案。为有效规避、预防、控制重大事项实施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社会稳定风险,为更好地确保重大事项顺利实施。


二、社会稳定风险产生的原因


 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利益结构多元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不同阶层间贫富差距扩大,地区之间由于经济、区位、交通、资源等因素,差距也不断扩大,各级政府的重大决策对特殊群体利益和社会自然环境的影响程度不断加深,社会矛盾错综复杂,风险日益现实化,具体表现为:


(一)贫富之间差距扩大,收入分配结构失衡


 我国经济建设实现了快速发展和变化,贫富差距也在迅速扩大,已成为社会稳定的风险因素之一,收入差距在城市和城乡都具有明显体现。尤其是农村地区、地区之间、阶级之间和行业之间。与此相对应的是,富者极尽豪华奢侈,不断占有更多更好的资源,虽然国家脱贫攻坚政策实施后,困难群众的生活面貌有了大的改善、质的飞跃,但还是存在部分困难群体连最基本的生活、医疗和子女教育费用都难以承担。如果短时间内贫富差距过大,会严重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增加群体与群体之间、群体内部之间矛盾升化,不同群体间碰撞几率和摩擦概率变大,也容易导致贫穷阶层和富裕阶层之间对立,引发群体性事件,导致社会不稳定,从而使人们对现有各项重大政策缺乏认同感、支持度。


(二)局部地区就业难与失业率增高


 随着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从而带来劳动力结构的调整,城市面临新的、更多的就业需求,但局部某些地区又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就业与失业问题。随着农村经营方式从粗放型到小规模性改变和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工业化和城镇化速度进一步加快,大量耕地被征用来搞建设,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显得异常严峻,在失去土地后,政府或企业对被征地农业人口进行了安置,但是由于后期帮扶解困跟进乏力,这部分被征地农业人口极易成为无土地、无工作、无固定收入的新“三无人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之一。


(三)教育、医疗与住房问题


 教育、医疗与住房日益成为民众关注的热点、焦点,也是政府和社会聚焦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重点,在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与人们生活关系紧密的教育、医疗和住房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在处置不当中极易侵蚀民众最基本的社会权益,教育、医疗和住房资源常因人们的经济社会地位差异而得不到较为理想的配置,这给社会稳定带来潜在的风险,同时,与此相关的政策调整都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这类风险。


(四)征地拆迁引发尖锐的社会矛盾


 征地拆迁事件备受群众关注,在处理过程中,如果损害了群众利益,极易成为网络舆论热点事件,征地拆迁形成的社会潜在隐患越来越突出。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与不合理、政策执行偏差等原因,造成对被征地农民(拆迁户)的补偿标准低、安置方式简单、救济渠道不畅,被征地农民(拆迁户)期望通过征地拆迁在经济上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是预期未能如期实现,生产生活改善不能跟随社会同步发展速度,更有甚者因为征地拆迁而致贫。随着土地价值大幅上涨,房价飙升,被征地农民提高补偿安置的诉求日益强烈。


(五)工业项目尤其是污染项目易引发群体性事件


 我国项目审批大多数都是依靠政府,当企业要上一个建设项目时,前一个程序是准备项目环评报告,向政府相关部门递交环评报告,并将当地居民的民意调查结果附在环评报告中。政府相关部门收到环评报告后执行的程序一般如下:初步审查、公开披露部分信息、根据情况作出审批决定。环评报告在审批过程中存在两个薄弱环节:一是企业为了项目,不排除在民意调查中出现舞弊的可能性,涉及项目的利益相关居民对项目没有最终的决策权。二是因为对外公布只涉及部分信息,企业为了上项目,会以保密为名,会趋利性选择公开,减少涉征地拆迁信息公开。因此,企业建设重大项目,成为主要做政府的工作而不是做好群众的工作。民意调查仅仅是一个形式流程,调查结果没有反映真实的民意,为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埋下了社会稳定的隐患。


三、县域经济发展中稳评工作现状及存在问题


 社会稳定风险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中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化解这些风险最好的手段就是预防,也就是科学地开展稳评,有效地将社会稳定风险消除于萌芽。所以,国内学者对稳评研究尤其是稳评初期阶段的研究重点,是以在中国社会急剧发展大浪潮下,社会稳定风险和传统社会治理方式下的“维稳模式”两者间矛盾为背景进行分析研究的。最后通过确定稳评制度框架即“稳评主体、稳评对象、稳评指标、稳评流程、稳评方法”,对稳定风险进行评估,但评估还是不可避免出现众多问题。


(一)稳评工作开展主要由政府主导


 经过几年的稳评实践,全国有些地方在扩大公众参与稳评上有了一系列经验。四川遂宁市邀请人大、政协和社会各界代表参加,对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程度进行集体会审。浙江定海引入了以政府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的多元评估主体,评估的实施主体除了作为组织者的重大事项决策部门及相关部门外,还包括作为参与者的市民群众、相关利益群体、专家学者、中介机构法律人士和新闻媒体。但县域经济发展中还是存在政府主导为主、多元主体确立困难的问题。存在将责任主体和决策实施主体一体化,在实施中决策者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内部人”。决策主体可以从自身利益动机出发,预设评估结论,干扰评估结果。稳评的各个环节,包括前期搜集信息,建立评估小组、组织听证会、组织评估座谈会等,都由责任主体组织实施。在一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红利的诱导下,责任主体可能会出于“短视”、急于求成心理,将自己的主观意愿加于稳评活动之上,对评估工作和最终的报告结果进行倾向性安排,导致评估丧失客观性和科学性,最后完全失效。


 通过对三台县稳评备案报告进行分析得出,90%的稳评开展是由政府主导,少数是由政府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但购买者有权对服务进行审查,直至第三方提供的服务达到自己满意为止,第三方也就相应失去了独立性和权威性。


(二)稳评对象集中于重大项目


 根据稳评机制的相关政策文本以及相关行政规范的规定,涉及一定范围内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均应该是稳评对象。但由于稳评工作专业性较强,对风险评估需要有对口知识和技能储备,但无论是行业主管部门还是地方维稳部门,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仅仅为了稳评而去储备各类专业人才,与稳评相关工作往往由非专业的行政人员负责。即使这些工作人员有着饱满的热情和比较公正、客观的工作态度,但受制于专业背景和工作能力,稳评的最终效果会大打折扣,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重大项目类决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在国内发展最早、最完善,各类涉及到的风险值是可以被量化的,所以涉及稳评就更多地集中于重大项目类。


 从三台县委政法委收到的稳评备案报告来看,全县稳评主要集中在重大项目领域,其他领域稳评率低。以房地产、大型公共设施搬迁、公路、电路设施等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为主,近三年占所有稳评的80%,且更多偏向于市级、省级以上重大项目在三台进行实施,本土(县级、镇乡级)的重大项目建设进行稳评的不多。各乡镇自主进行的重大决策比如说乡村振兴中涉及旧城改造、房屋拆迁、土地流转、人口迁移等,近三年占所有稳评的10%;重大改革比如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社会保障、福利待遇变动等,近三年占所有稳评的7%;重大活动比如重要的大型会议、纪念活动、庆典、文艺演出等,近三年占所有稳评的3%。


(三)稳评指标间权重设置不科学


 指标体系的科学设置、不同指标体系之间权重确定是稳评结果科学性和权威性的重要保证,也是稳评真正有效的保证。以三台某镇对镇集体土地进行流转建设一个大型康养基地为例,该乡镇在稳评中将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可控性、安全性作为稳评指标,但稳评实际操作中由于政府急于招商引资,对项目涉及的合法性审查失之于宽,没有审慎对法定代表人资质进行审核、后来法定代表人资金断链,整个项目流产。在可控性指标上,对涉及到项目流产产生的社会稳定风险后果估计不足,应急防控措施不全、效果不好,该项目最后引起农民工、小包工头、材料供应方等不同利益受损者到县、到市集访,县级维稳力量通过各种措施引导利益受损群体走依法维权路径,但因为证据收集困难,各个利益群体短时间内无法实现自身利益,造成潜在的巨大社会不稳定风险,整个稳评完全失去了效用。


(四)稳评程序以静态评估为主


 稳评程序是稳评机制建设的重要内容,能够为稳评工作顺利开展提供基本指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稳评过程和稳评结论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可控性。完整的公共政策评估活动应包含事前预评估、事中评估和事后反馈的完整闭环流程。事前评估是对方案的执行效果进行模拟和修正,事中评估是对实施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及时的测量和调整,事后评估是对评估事项全过程的总结,并对未来决策改进给予一定的建议和参考。事前部分是评估活动的重要内容,但无法替代事中评估和事后反馈的作用。


 但县域经济发展中的稳评基本都存在稳评责任主体后续跟踪反馈不够,及时发现和化解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的手段不足,存在“一评定终身”现象。


(五)对于稳评考核问责不明确


 在实施稳评过程中,出现“同体评估”(责任主体和评估主体为同一拨人)和“异体评估”(责任主体为一群人,责任主体通过购买服务引入第三方)两种模式,两种模式都不同程度存在责任主体不明确问题,发生涉稳事件需要问责时,前者由于问责工作机构都由本级部门组成,容易产生“条条”与“块块”之间的问责处置不到位。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时,体现了较强的“人治”色彩,问责也容易因人事变动而流于形式。后者发生追责时,极易产生政府与第三方机构“互推责任”的情况,根本不知道追谁的责。


四、对稳评工作开展现状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稳评多元主体模式确立困难


 1.公众的主体地位难以充分体现。公众特别是受重大决策直接影响的公众,是重大决策的实施对象、风险的最终承受者、直接利益相关者,理应作为稳评主体参与到稳评中来。但稳评实践中政府扮演着“家长式”的主导角色,公众在稳评中始终处于被动状态,其主体地位无法得到充分体现,公众在稳评中往往只起到了一种“形式化”参与的作用;受制于文化水平、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公众参与稳评的意识普遍不强,对稳评的信息获取能力、理性分析能力、共识达成能力等普遍不高。


 2.专家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县级层面涉及稳评专业技术力量不足,缺乏接受过社会科学系统训练和风险评估知识的专业人才,从事稳评工作的专家多是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法学等领域的职能部门同志;受邀参加稳评的专家多是经过政府聘用,没有独立话语权,更多的是在贯彻政府的政策价值偏好。


 3.第三方评估不权威不规范。第三方独立性不强,寄生于行政权力,而非市场竞争的结果,很难在稳评中保持客观、中立,导致稳评无法对行政权力进行有效制约,也失去了独立性和权威性;当前没有比较完善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作为支撑,目前我国政府购买服务依据的《政府采购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及《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等政策,对于政府购买服务的范围、原则、实施程序、资金管理、质量标准、监督管理等都没做出明确规定。


(二)稳评对象界定模糊


 1.对于“重大决策”缺乏清晰界定。稳评对象或稳评范围就是评估的事项,就是重大决策、重大项目、重大改革、重大活动等,但在稳评实践中,对“重大决策”中涉及的“重大”缺乏清晰的界定,多是原则性规定而没有明确标准,更多的是采用描述法、列举法来确定稳评对象。从而导致县域经济发展中需要对重大决策进行稳评时,稳评又变得模糊且可操作性不强,存在漏评、错评的情况。


 2.稳评对象可进行自由裁量。政府在选择稳评对象采取“选择性政策执行”的策略,出现“评易不评难、评小不评大”的现象,即在决定哪些重大决策是否进行稳评时,那些能够给民众带来明显利益、社会稳定风险较小、更容易通过稳评甚至不需要开展稳评的重大决策被要求开展稳评,而那些蕴含社会稳定风险较大、社会矛盾比较突出、民众反对意见较大的重大决策,由于担心稳评难以通过而“名正言顺”地被规避掉不开展稳评,以此提高稳评的通过率。


(三)稳评程序规范缺失


 1.重大决策与稳评时序不合理。稳评工作奉行的时序是“不评估不决策”,但根据对三台县(镇乡)稳评开展情况调研表明,稳评一般都是在重大决策做出之后、实施之前进行的,更有甚者,边实施边评估。既不参与重大决策的制定过程,也不参与重大决策的执行过程,导致稳评成为重大决策的“可选项”而不是重大决策出台前的“必备项”,稳评结论成了只是重大决策实施的依据。


 2.稳评实施过程中不够重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对稳定评价、问卷调查、个别访谈小组讨论等这些深入了解社情民意的程序不够重视,对社会舆论也没有足够重视,委托第三方评估的,作为委托方的政府会让第三方评估机构不接触或少与群众接触,稳评听证会往往由于听证主体缺乏代表性,听证程序不透明而流于形式。甚至有时出现为了使被评估的重大决策获得通过,评估主体在公众调查通过扩大调查范围,缩小或忽略核心利益相关者参与范围,诱导被调查公众“同意”评估事项。


 3.稳评报告缺乏科学审查和评判。稳评报告主要通过由政府牵头邀请的专家学者、群众代表、基层组织代表、相关职能部门代表等组成的专家评审会的形式进行,但对专家评审会的意见如何吸收到稳评报告,稳评报告再修改后如何再次进行审查等都缺乏有效的解决办法,出现最后提交的稳评报告都具有高度的相似性,甚至很多稳评报告只是在重大决策名称、文字表述上有所差异。还有的稳评报告提交就意味着稳评的终结。


(四)稳评指标设置随意


 1.未将指标变化情况纳入。一个实体和程序上合法的重大决策也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由于社会稳定风险的复杂性,在稳评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尚未形成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各方面较为成熟的评估变量,经济、环境、安全等指标也可能诱发使得稳定性不可控。


 2.存在指标“越权”的现象。将一些本不应成为稳评内容的指标纳入稳评中,从而扩大了稳评的范畴,如合法性指标通常是由政府法制部门来对重大决策事项进行合法性审查,可行性指标一般是具有可行性研究监管职能的相关部门进行论证,这些指标都不应该由稳评部门来进行。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中将风险评估与合法性审查设定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中的两项并列程序,而稳评的内容中又设置了合法性评估,导致合法性审查与稳评的合法性评估之间存在重叠。
   

 3.指标可操行不强。定性指标所占比重较多,即当前稳评指标体系中多是通过价值判断和语言评价等方式开展评估的定性指标,而定量指标很少,实施稳评时候难以操作。


五、推进稳评建设的思考

   

(一)推进稳评的顶层设计


 从既有的实践经验来看,稳评涉及内容复杂难度较大,县级层面没有足够的科研实力和人才储备来提出一套成熟的稳评理论框架和操作办法,因此应明确稳评机制的法律地位,加强专项评估的指导工作,推进制度的顶层设计。


 1.要确定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法律地位。部分中央文件虽具有一定意义的指导性,但是存在规定过于原则的问题,难以成为具体稳评执行操作的依据。各地方制定的规章制度法律效力不强,比如四川的313号令就只能在四川适用,对刚好涉及跨越省份又需要解决的重大决策没有执行效力。为了增强稳评机制的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性,规范不同层级、制度之间的法律地位,厘清还存在争议的做法和概念,应适时推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法》,将稳评的概念、主体、范围、原则、程序、法律责任和处罚措施等予以明确。


 2.出台专项领域的稳评指导办法。企业改制、涉农利益、征地拆迁、环境保护、教育医疗、食品卫生、安全生产等专项领域是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聚焦点,也是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地方层面既有改革实践较少,四川虽然率先出了个遂宁模式,但也不能给以偏概全完成对四川境内所有稳评工作的指导,不能够作为四川所有稳评工作开展的蓝本。在稳评实际操作中还存在政策理解把握不到位、无法科学设计专项事项的评估内容和评估方法,对于可能的风险源和风险程度缺乏充分考虑化解对策针对性不强等问题。因此,应由中央各部委对口研判管辖领域内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源,结合专业特点分类、分级制定评估办法,建成配套的、立体的制度体系,进一步指导和规范各地稳评工作,纠正地方工作中不科学、不合理的地方。


(二)加强稳评体系建设


 在稳评实际中,专业人才和专业技能储备非常缺乏,另一方面,即使有了专业人才和专业技能实施稳评,但对评估结论认定没有一套机制进行解决,最终导致稳评建设不足,基层稳评有效开展进展缓慢。应完善评估指标体系,开发符合中国实际且具有可操作性的稳定风险调研工具包。


 1.要加强稳定风险评估体系建设。应由中央有关部门负责,组织集合国内外相关智库力量,在综合考察、运用既有评估实践经验基础上,对稳评指标体系做出再设计,科学设置评估项目、合理赋权,使评估出来的稳定风险可信、可靠、可应用。


 2.建立稳定风险调研工具包。加强具有便捷化、可操作化工具的开发和应用,委托有资质的科研机构建立一套符合中国稳评工作要求的,并可以根据稳评实际工作需要而灵活调整的稳评工具包,其中应包含具有较强可信度和有效度的、根据专项决策事项设计的调查问卷、访谈方案等。使调查出来的结果代表性较强,真实反映社情民意,反映利益相关者诉求,为稳评提供可靠而坚实的保障支撑。


 3.培育建立多方监督机制为解决评估主体关系不顺问题,应着力于加强监督机制建设,通过完善内部检查、专家评审和公众监督机制,使评估责任主体认真行使评估权力。


 4.完善内部监督检查机制。将稳评工作纳入领导干部年度目标管理责任体系和年度维稳工作年度考核体系,从而提升评估主体的行为自觉性。同时,加强稳评机制的纪律保障建设,明确认定责任主体的权力和责任,确定好稳评中“第一责任人”,对于工作发生的违规违纪甚至违法行为,及时启动追责程序。同时又要严格遵循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月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三个区分开来”,确保稳评的内部监督检查机制更好发展、完善,确保更好推进稳评工作开展,确保重大决策更好的落实落地,为民谋利。


 5.建立专家评审论证机制。建立健全咨询专家库,对专业性较强的重大决策、重大事项等,要求专家库专家参与论证,专家参与论证结论实施有偿机制,并和自身相关资质挂钩。维稳部门根据风险程度,组织专家对评估报告进行审查论证,确保评估结论符合客观、实际,防范、化解、调控具有较强针对性的社会稳定风险。


 6.健全群众监督机制。建立评估报告公示和意见反馈机制。维稳部门定期组织召开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利益相关人员组成的听证会,对稳评报告进行再审查。要特别重视网络言论的监督作用,维稳部门牵头,组织网络、监察部门定期梳理网络上关于已评估事项的涉稳言论,发挥网络监督的正面效应,及时辨别负面炒作舆情,对发现的涉稳问题及时排查解决,并倒查稳评报告是否对相关问题已经做出预警。


(三)优化稳评流程建设


 1.建立多渠道的评估程序。在坚持凡是涉及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重大事项、重大活动等等“凡事必评”的同时,杜绝部分地区评估实践中政府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与政绩目标出现的“该评不评”。也考虑到部分地区为了应付上级党委的维稳考核,在稳评方面多报数字,又不想触动那些真正有负面社会影响的困难项目,对明显没有负面社会影响、不该进行评估的事项进行评估,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要科学地对评估事项进行分级,确定哪些该评、哪些不该评,哪些该使用简易评估程序,那些该进行重点评估。根据决策事项的大小、紧急程度等,灵活采取常规评估流程、紧急评估流程和简易评估流程。


 2.加强评估指导检测。稳评完成后,在各个评估责任主体下可探索建立常设和临时稳评指导监测中心,针对稳评事项,制定专项的风险监测办法,完善风险指标体系,构建在事项实施过程中对各类风险指标的动态监测,确保涉稳事件有苗头性时,能够及时预警,及时针对变化后的风险制定可行的应急预案,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能够确保各类风险分级、分类得到及时化解。重大决策所涉及的事项实施完结后,相关部门要根据稳定风险的动态监测情况、涉稳风险的实际发生情况,对稳评报告做出绩效评估,并提岀完善此类事项稳评的改进建议,从而不断深化对某领域稳定风险的检测、预判,减少稳定事件的发生。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多元、利益诉求也多元,不同利益诉求的不断碰撞又没有及时、依法、合理的调和,社会稳定风险事件就会增多和社会矛盾冲突就会加剧,政府作出重大决策时,如果不能够科学、有效地对决策事项进行评估和管理,发生稳定事件后就不能科学应对。也将不能在较短时间内将社会稳定的风险降到最低,如何处理不同阶层的利益差别诉求,如何对社会稳定风险进行有效评估,将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只有重大决策者及相关人员在实施决策中树立稳评工作理念,以群众利益为核心,不断对稳评机制进行完善,让稳评机制贯穿于重大决策始终,发挥稳评机制最大效用,在县域经济发展中,重大决策才能真正地为更多群众带去福音,否则,就是越决策越引起群众不满。(龙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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